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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经济高速增长促使经济规模扩张，企业生产能力提高企业利润上升，从而使税基扩大，税收收入持续增长，为国家增加了大量的财政盈余，也形成了较长期税收收入大幅增长的趋势。但近年来，税收增幅呈现波动状态，我们在经济领域寻求答案的同时，其实社会领域也有一定的关联因素，其中就有人口因素的影响。
人口红利促进税收增长
从积极角度看，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基数。“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劳动力的技术积累因此也不断提升，从而促进了更多的初级劳动力形成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也是经济价值创造的源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工智能、航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快速发展，人力资本在适应并创造技术变革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并贡献了巨量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形成重要的税收来源。这既包括在交易层面由于价值增值而形成的增值税，也包括因为价值增值而贡献了大量利润及所得而形成的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尤其是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当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时，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更为凸显，其价值创造的累积度更高，为税收增长奠定了重要的税基基础。
所以，可以预期，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本对税收增长的贡献度会进一步提高，但是前提条件是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潜能能够释放，以及经济价值领域能充分反映人力资本所创造的价值。其本质是要加快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以及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税收增长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普遍面对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投资、消费等方面影响经济产出，进而影响税收增长的潜力。截至2024年末，我国65岁以上人口超2.2亿，占总人口比达到15.6%。因此，我国也应关注税收增长因人口结构变化所面对的挑战。
从劳动力供给视角看，人口老龄化直接导致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并引发劳动力市场紧张、工资成本上升、就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将对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两个重要税种形成深刻影响。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劳动供给减少会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从而压缩可纳税利润，弱化企业所得税税基。企业面对劳动力短缺，不得不通过提高工资、改善福利、提升自动化投入来吸引和稳定员工。然而薪酬支出的上升直接推高了企业成本，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成本挤压效应尤为明显。企业利润的下降不仅削弱企业投资扩张能力，也使企业所得税来源趋于下降。
个人所得税方面，劳动供给减少会影响就业结构与收入结构，从而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基础。人口老龄化导致退休人口比重上升，领取养老金而非工资薪金的人口增加，而养老金所得税收贡献远低于劳动性所得，个人所得税增速将逐渐放缓。此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会促使劳动力市场向技能型、知识型劳动转型，进而拉大收入差距，使个人所得税税制调节难度增加，进而导致税收增长的速度放缓。
从投资视角看，退休人口占比上升，导致生产投资比重下降，可能影响增值税的增长。老年群体收入主要用于医疗、护理、日常消费及服务，而非生产性储蓄或投资。因此，老龄化往往导致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储蓄与投资比重相应下降。
这一结构性变化从两方面侵蚀增值税的税基。一方面，增值税本质上是对商品和劳务在生产、流通环节的增值额课征的税收，与实体经济的投资活跃度、产业扩张速度紧密相关。当社会投资动力因储蓄率下降而减弱时，资本积累放缓，新技术、新设备、新产能的投入可能减少，从而抑制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规模的扩张，直接影响增值税计税依据的规模。
另一方面，尽管老龄化推高总消费占比，但老年消费多集中于医疗、基础生活服务等领域，这些部分往往适用较低税率或存在减免政策，对增值税收入的贡献相对有限。
从消费视角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居民一生储蓄和消费的结构安排。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利于消费规模扩张，影响消费税等重要税种汲取税收收入。
首先，老年群体的消费弹性相对较弱，其收入增长有限、风险偏好较低，更倾向于将支出集中在基本生活、医疗、护理等必要性消费领域，对烟酒、化妆品、成品油、高档消费品等需求有限，使得消费税的传统税基难以随经济增长同步扩大。
其次，老龄人口快速增长推动服务型、康养型支出占比提升，而消费税制度仍以实物货物为核心，对服务型消费覆盖不足，导致税基出现制度性缺口。此外，随着消费结构向绿色、健康、共享等新型消费方向转型，新兴产品与服务层出不穷，而消费税税目体系更新速度较慢，与新型消费形态的适配性不足，进一步削弱消费税增长空间。
推动税收与人口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面对人口结构变动对税收增长形成的结构性影响，急需从税源优化、税制完善、产业政策协同等多方面构建综合性应对方案，推动税收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间形成新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是应夯实个人所得税税基，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提升劳动供给质量，从而促进形成新的税源。当劳动供给减少削弱了企业利润和工资薪金收入对税收的贡献，那么提升企业收入能力、培养稳定的个人税源就成为关键方向。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应加大对技术改造、智能制造的政策支持力度，使企业通过自动化与数字化手段缓解用工成本上涨压力，稳定利润水平，为企业所得税提供可持续的税源支撑。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应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健全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结构，一方面有序扩大综合所得征收范围，优先将经营所得等纳入综合计征范围，实现全部劳务所得统一核算，扩大税基；另一方面，应关注高净值、高收入人群，包括跨境税源，通过完善自然人税收征管体系，加强税收管理，既实现促进人力资本形成，价值创造增加，收入水平提高，又实现量能纳税原则，收入水平高的个人创造更多的税收来源，促进税收增长与价值创造紧密相关，保障税收增长来源。
二是提升增值税对投资结构变化的适应能力，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下储蓄率下降和投资力度趋弱，增值税税基受到侵蚀的问题。
首先，稳定并完善进项抵扣机制，保持税制中性，避免抵扣链条不完整、行业差异化政策过多带来的制度性成本，增强企业投资和再生产的预期，从源头稳固增值税税基。其次，规范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将部分适用免税政策但已具备较高产业成熟度的服务纳入征税范围，防止税源流失，并将税收优惠聚焦重点领域及重要环节，促进投资，形成增长的增值税来源。再次，推进征管数字化，通过电子发票、大数据监管和平台数据共享，提高跨场景交易识别与管理能力，防止因人口结构变化而导致的投资结构变化产生税收流失问题。
三是应推动消费税改革加快转型，顺应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新消费结构变化，巩固消费税的税基。一方面，针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康养、医疗、文化、休闲旅游等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的趋势，应对其中明显属于高端、非必需的消费类别开展研究，适度扩大消费税在高附加值、奢侈性服务及新型消费领域的覆盖范围，使税基更加贴合消费结构演变。另一方面，应建立税目体系的动态更新机制，根据绿色低碳、新能源、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消费形态的成长性及外部性，定期调整税率与税目分类，防止税基固化，促进消费税与人口消费结构变化间的适配性，提升消费税对税收增长的税收贡献度。
四是应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强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与税收政策的协同，使税收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之间形成可控的动态平衡。人口老龄化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结构重塑带来的长期趋势，因此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就业政策优化、区域发展战略需与税收政策协同推进。
（作者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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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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